作为医院，医院是疫情初期最早开始接医院之一，也是最早打响这场全民抗疫之战的地方，在患者救治尤其是危急重症患者救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月25日，首批国家中医医疗队奔赴武汉，此后整医院一个独立病区。中医的加入，为这里的患者提供了中西医结合的救治理念和方案，产生了确切的治疗效果，为中医药救治重症患者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年年末，无助感席卷了医院。
那些旋转着的病*RNA链条，摧枯拉朽般毁灭两片健康的肺，夺走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呼一吸。
狰狞狡猾的新冠病*、骤增的死亡人数让这里坠入黑暗。
这所医院，虽然有能力最快启动处置传染病的防护机制，但不足以承担接连涌入的危重症患者。
1月2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建的首批国家中医医疗队从北京奔赴武汉，队员是来自中国医院医院的医护人员。这支队伍凝聚成一道明亮的中医之光，照进了金银潭。
来之不易的第一张处方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忙得像陀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中医医疗队队长*璐琦这样形容抵达武汉后的第一夜。
医院南住院楼一楼，是他们即将接管的病区。
医疗队员们需要重新学习、熟悉这里的诊疗流程，病历系统怎么使用，检验、转病区、领取设备、物资供应等流程怎么走等等，时间十分紧迫。进入隔离区之前检查穿戴防护设备。
1月26日，医疗队部分队员进入病区踩点。医院急诊ICU主任齐文升、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边永君、医院副院长李浩、医院ICU主任杨志旭等专家进入病房，熟悉并梳理工作流程。医院副院长吕文良、护理部副主任郭敬、院感专家陈素平、医院院感专家张丽等也进入病区了解院感防控工作。
棘手的问题摆在他们眼前。
作为一家三医院，医院在日常诊疗过程中很少使用中药。没有中药房；中药饮片、中药颗粒剂、中药注射剂十分缺乏，医院也没有中药处方信息系统，不能开具电子中医处方。
面对这样的“无米之炊”，“难，非常难，但也要上。”*璐琦说。
中药供应不足，就搭建一个中药供应保障平台。在联系药企筹备中药的同时，医院药剂科、信息科迅速响应，在院内新增中药处方信息系统，进行中药产品入库、编码。
1月27日深夜，打印机吐出了第一张中药处方，这场战斗的“粮草”终于准备充足。“就像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一座房子。”李浩这样形容接管病区前的筹备工作。
两天后，国家中医医疗队正式接管南楼一病区。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首次整建制接管一个独立的病区，还是收治重症患者的病区。“接管病区，能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开辟中医药抗疫的主战场。”*璐琦说。
此后，床位从32张扩展到42张。截至3月15日，累计收治重症患者人。
中医人救治重症患者的战斗打响了。
在危险之地“摆渡”生命
接管病区后的前几天，很多年轻人的内心产生了不小的动荡。
29岁的医院护士陈盈盈人生中第一次进行如此严实的防护：衣服4层，包括贴身衣服、工作服、隔离衣、防水衣；口罩两层，N95口罩外加普通外科口罩；外科手套3层，随之而来的憋闷，让她几欲呕吐。
并且，防护服会挡住很多声音。为了保证防护密闭性，护目镜和口罩边缘要紧紧压实，再用胶带粘紧。
空气净化器的“呼呼”、脚上塑料袋的“沙沙”、心电监护仪的“嘀嘀”……这些原本在病房里很清晰的声音，隔着防护服，变得模糊。
更令人揪心的，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死亡。
进入病区工作的第一天，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杨金亮就帮忙转运了一具遗体。“危重病人的生命体征很不稳定，可能上一小时看着还不错，下一小时就要抢救。”他说。
医院医生董国菊和王冰回忆，28床的病人白天情况还很稳定，到了夜里情况就急转直下。王冰坦言：“这个疾病病情变化很快，救治难度比较高。”
同时，在医院内流传的“插管一个死一个”一遍遍灌进队员们的耳朵里。
压力像一块石头，横在许多人的心上，特别是这支队伍中的“90后”。
26岁的医院护士周振琪是第一次面对这样大的挑战。她总会回忆起第一眼看到医院的情形：雨丝飘摇的夜色中，“医院”的灯牌散发出红色的光亮，与内心的恐惧交织在一起。“那种恐惧是一种面对未知疾病的敬畏。”
医院护士冷路兴进入隔离病区是2月22日，那天他作为补充队员之一支援第一批国家中医医疗队。眼前的场景令他无法忘怀：许多患者躺在病床上，急促地大口呼吸。那是他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这个病*的破坏力。
相比于第一次上战场的年轻人，队伍里经历过SARS疫情的中医前辈显得很淡定。
“你们是如何挺过SARS的？”
“是对中医的自信。”齐文升说，这支队伍里有不少人曾经经历过抗击SARS的战斗，并医院创造过SARS病人零死亡的记录。
参与过抗击SARS的医院肿瘤科护士长陈扬鼓励年轻的队员们：“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最规范的流程为大家做好防护。”
为了更好地展开救治，医疗队决定将队员们分成四组，由李浩、齐文升、杨志旭、苗青四位有经验的中医专家作为小组组长，以老带新。
前辈们的故事激励着第一次上战场的年轻人。随着救治工作的推进，压力开始转化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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