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上依旧挂着展文莲的照片，穿一件蓝色旗袍，面若桃花。
每次，桂军民走进家，都能感觉到妻子的气息。他闭上眼睛，脑子里一幕幕都是她的音容笑貌。这个53岁的男人，此前从没想过妻子会先他而去，更没有想到，他有一天能把她冷冻起来，等待未来的新技术“复活”她。
年5月8日，49岁的展文莲因肺癌临床去世后，被实施“急救”措施，接入心肺复苏仪，同时全面降温，保证细胞存活……最后，她身体被冷冻，头朝下，脚朝上，放进零下°C，容积升的液氮罐内，成为中国首例接受人体全身冷冻术的人。
此后，桂军民每天幻想着妻子“归来”。
将病患的机体“生命暂停”，直到医学发展到可以治愈疾病后再“解冻复活”的这一新技术，最初出现在科幻小说中，有冷冻原理支撑：新陈代谢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减缓，低温能够抑制生命过程，减慢甚至停止生物的新陈代谢，使人体进入“假死”状态。年，美国一个低温生物学家找到了一种物质，可以使水在低温下变成对细胞无害的玻璃状，防止“冰晶”的形成，为人体冷冻技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世界上第一例人体冷冻出现在7年的美国，一位患肾癌的心理学教授选择将自己冷冻，期待在未来解冻并治愈复活。但直至50年后的年，他并没有被成功复活。至今，全球尚没有复活先例。
事实上，这一医疗科学技术，因为它的可行性以及对医学伦理学的颠覆性，一直以来备受争议——
它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被复活的人能否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如果是更换了新身体（有部分人只冷冻了头颅），那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如果科学能改变人的生死，地球会不会出现人口大爆炸？
目前，人体冷冻还只是在实验探索过程中。全球有四家人体冷冻公司，分布在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它们多是商业行为，收费标准各不相同。一篇年发布在《JournalofMedicalEthics（医学伦理学期刊）》的论文显示，全球至今已有数百人进行了冷冻保存，更多的人在等待“死后”被冷冻。
桂军民签订的合同期限为三十年。签订合同时，对方告知他：虽然科学技术在发展，但无法确定他的妻子三十年后能复活。
他和妻子少时认识，一起走过青春岁月，历经坎坷，度过最难熬的时光，却在快退休时，妻子离他而去。
如今，四年过去了，走过最悲痛的伤，桂军民开始了新的感情，但他认为只是搭伙过日子，“爱情”依旧冷冻在零下°C之下。桂军民甚至觉得，他和妻子已不仅是爱情，更是血脉相连的亲情。
桂军民说，新伴侣必须理解、接纳自己对前一段感情的执着，“这也是一种责任心。”但他不知道，三十年后，假如妻子真的复活了，年迈的自己又要怎么办。或者，妻子醒来时，自己已不在人世，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将如何面对陌生的新时代，那种孤独、无助与恐惧。
“那将是她自己的人生了。”桂军民的儿子桂峰说。
（一）
年12月22日，肺癌晚期的妻子发生癌细胞脑转移，被送进了急救室抢救。医生跟我说，她脑部积液，整个脑袋都已经变形了。二十多天后，医生打开她的头颅，准备做脑部引流手术，发现里面全是血，“扑哧”喷射出来好高……
手术做了六七个小时，她被推出来后，直接进入了重症监护室。
我再次见到她，已是几天之后了，她脸上没什么表情。我问她痛不痛，她说不痛，哪儿都不痛。她精神不好，讲话费劲，不乐意说话。她喜欢邓丽君，我一放邓丽君的歌，她就跟着一起唱，歌词都记得清清楚楚。
但之后，她的病情没有好转，医生也没有治疗方案，主要靠药物在支撑着。
年2月，我们和医生商量后，把妻子送进了临终病房，希望她最后的日子少一点痛苦。妻子很坚强，到了那个时候，每次我母亲打视频电话过来，她都会坐起来，挺直腰板，打起精神对着镜头说：“妈妈，我好了，我好了……”我看着心里特别难受。
到后来，我们拒绝了所有亲戚朋友的探望。因为妻子在乎别人，又像小女孩一样爱美，不想给人留下不好的形象。我和儿子，以及其他几个家人，陪着她度过了最后的时光。
最后一个月，她基本都在沉睡，很少时间醒来。但她每次醒过来时，护士都会警告我们：你们不要乱说话，她心里啥都明白，只是不怎么能说。
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家做饭，医院照顾妻子。我回来后，发现她身上多了一个伤口，应该是不小心挠伤的。我担心伤口感染，随口说了儿子几句。没想到，妻子突然气呼呼地蹦了一句：“你是在说儿子吗？”我吓了一大跳，原来她能说话。
那时候，临终病房只有我们一家人。妻子睡着后，我没事情做，就到处转悠。3月初的一天，我走到医生办公室，看见架子上摆着几本资料，介绍人体冷冻机构。我顺手拿起来，翻来看了看，觉得很新奇、魔幻，但没想会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几天之后，科室主任私下跟我聊天，说起人体冷冻技术，问我对此有没有兴趣。他告诉我，冷冻公医院，建议我跟他们见一面。
此前，我对这种技术完全没有概念。那天晚上，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搜索“人体冷冻”相关新闻，看到了中国首例冷冻者——女作家杜虹，她是《三体》的编委，在国内进行遗体冷冻手术后，被送往美国进行分体保存。
我一开始不相信这个事，觉得不真实、太遥远……我把她有关的所有报道，甚至评论都看了，还是觉得很神奇。
第二天，我见了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的人，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但我不懂技术，唯一震撼我的是他们对死亡的思考。他们说，“死亡”可以有另外一种形式，除了土葬、火葬……这些让人体消亡的葬礼形式，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希望”。
后来，我去了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见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他们的外国专家，跟他们聊技术、流程，以及手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当初担心，法律意义上宣布死亡后，他们还给她开膛破肚或者有比较大的伤口，因为我媳妇爱美。对方告诉我，没有很大的伤口，就是插两根管子，一根进去，一根出来，再缝几针就好了。
我去“银丰”考察了三四次，觉得他们说得都很客观。主要是，这个“希望”让我动心了，我不想她就这么消失。医院跟妻子说：“这次你病得很严重，要不我给你找一个地方，你到里面睡一觉，等医学发达到能治好这种癌症，我们再来相见。”我前后跟她说了两次，第一次她没有反应。第二次，我跟她说，“如果你愿意去，就抓住我的手。”她听懂了，轻轻地抓住了我的手。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谈论过生死以及遗体捐赠，她还说要把遗体捐给我们学校做解剖。
那次，她抓住我的手后，我跟她说：“我到时来叫你，你可别故意不醒啊。”
（二）
这几年，我回过头慢慢琢磨，再来看待这个事情，觉得它让我重新看待生命，理解生命。
妻子出生于8年，比我大几个月。我们是初中同学，我祖籍河南，她祖籍山东，我们的父母都是援疆干部，在生产建设兵团，他们彼此都认识。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很单纯，爱玩，性格大大咧咧，像男孩子，但有一股不一样的气质，人也比较骄傲。她家里干活的人多，条件也比我们家好。
她经常送东西给我，那时候的感情很单纯，也没有考虑以后。
后来，我考上高中，考到上海的大学。她上了职业中学，没有毕业，就跟着父母回了老家山东。
她回去以后，我们每周都通信，告诉对方彼此的情况。我上大二的一天，突然接到一封来信，说她父母出车祸身亡了。我担心她，坐了17个小时的火车，从上海到济南，再转车到达她所在的小县城。那是年的冬天，济南的老火车站还是德国日耳曼式建筑，被称为亚洲最大的火车站，但她生活的小县城道路坑坑洼洼的。
她那时已经工作了，在县城一家银行上班，一个月工资几十块钱，下面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全靠她养活。
大学毕业前，她来上海看过我几次，我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她。她担心我毕业后不愿跟她回去，甚至偷偷地办理了结婚证。那个年代，大学毕业生包分配，我的很多同学都进了大学工作。我一个人提着自己的档案，来到了这座北方的小县城。
一开始，我多少有些失望，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们靠自己一步步努力，从县城来到济南，最后在这里安家落户。
妻子身体一直都很好，几乎从来不怎么生病。她经常练瑜伽、慢跑，轻轻松松能做50个俯卧撑。她每年参加单位的体育比赛，都能拿奖。年的春天，医院做检查，顺便自己也做了体检。妹妹没有什么问题，却查出她患肺癌晚期。
刚开始，我们不相信，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我开始担心，让她安心治病，不要再去上班了。但她不肯听。后来，她单位领导劝她安心养病，她才休了病假。
她一直很乐观，觉得自己会好起来，有时还跟护士说，等她病好起来了，医院做志愿者。
年7月，妻子开始化疗。
之后，她和我母亲、妹妹经常一起出去玩，她们爬华山，去洛阳看牡丹……还去杭州玩了二十多天。妻子精力旺盛，停不下来，如果她不去化疗，根本不像是有病的人。
她是一个神经大条的人，却又很为别人考虑。她满脑子都是别人：我儿子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我妈喜欢什么……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从来没说她自己喜欢什么。她操心惯了，甚至生病后，还给弟妹三家每家买了一台饮水机。
期间，我们也去北京、天津……医院，还把片子拍给国外专家看。每位医生说的都一样，除了常规治疗，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还有医生估计她只有半年时间。
但那时她状态还好，她去老人院看望老人、孤儿院看望小孩。我叫她不要去了，她说“没事、没事……”不出门的时候，她看电视剧，或者绣十字绣……你看，现在墙上挂的“画”，都是她那时绣的。
后来，我出门时担心她一个人在家出事，在家里安装了监控器。有一次，我回家问她：“今天活动了吗？”“活动了。”“看电视了吗？”“没看。”我反驳她，说她没运动，又长胖了。她不高兴，后来把监控器对着墙壁，干脆不让我看。
自我们结婚以来，我从来不管家里，工资卡一上交，大小事都是她在操劳，各种开支，包括交水电费，我完全都不知道。有一次，我随口跟她说，家里的保险、存折，你是不是把它们归归类？她一听，不高兴了，反问我：“怎么了，我不行了吗？”其实，我是不想她再操心。
年12月的一天，我们在外面吃完晚饭。回家后，她说头痛，我以为她感冒了，因为那天风大。我给她吃了几粒感冒药，让她早点休息。我没有想到，她那时已出现耐药性了。
几天后，她腿没劲，走路蹒跚。医院，她自己下车，走了一小会儿，就“累”得走不动了。我扶着她，让儿子把轮椅推出来，她一屁股坐了上去。我推她进门诊大楼后，她坐在轮椅上，还用手机自拍了一张照片。
突然间，她开始呕吐，晕了过去，身子也倾斜了。那一天是年12月22日。
（三）
她辛苦了半辈子，没有享到一天福，突然就得了这个病。
那些日子，我看着她躺在病床上，一天不如一天，变得消瘦、萎缩……我很心痛，不想她就这么离开。如果把她冷冻起来，起码还有复活的希望，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一开始，我没有想到费用的问题，后来，听他们说价格不菲。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没有经济条件做，不做了。那时候，国内没人做过人体全身冷冻，如果我妻子做，就是国内冷冻术第一人。
我当时听他们说，又担心：难不成你们拿我当试验品！但转念又想，如果火化的话，人就彻底没有了。后来，“银丰”跟集团申请，给我们免掉了相关费用。我跟儿子商量后，决定签订合同，唯一的条件就是，装进冷冻罐前，我们一定要看一眼，保证她身体的完整性。对方也同意了。
“银丰”那时处于起步阶段，此前跟别人签过几次协议，但每次到了最后，对方都因各种借口反悔了。还有的人，“遗体”都送到“银丰”了，因为家里有亲属反对，最后又被拉回了殡仪馆。
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简单，儿子和几个妻弟妹基本都支持，只有妻子大妹不赞同，她觉得人都这样了，“你再折腾干啥呢？”我跟她说：“人已经这样了，又不会失去什么，反而多了一个希望。”
后来，我看他们做动物实验，冷冻几个小时，之后复活成功了。我觉得，虽然目前全球没有人体冷冻复活案例，但随着未来的技术发展肯定能做得到。
几天后，我代妻子签订了合同，把她的病历资料发给了对方，同时自己也签了一份合同。因为我相信，只要能解冻复活，就有机会跟妻子再见。我儿子是科技迷，他对此也坚信不疑。
年5月8日，凌晨四点，妻子临床“过世”。
“银丰”团队当时已守在临终病房。十几天前他们就过来了，还演练过几次，因为不能出现一丝差错。当天，医生宣布妻子临床死亡，出了死亡报告，医院法务科、红十字会的人帮我们走了人体捐献的程序，从法律意义上，她已经死亡了。随后“银丰”的专家马上介入，给她用上了心脏支持系统，保证她心脏的跳动，又把她救“活”了。
大约六七分钟后，妻子被他们带去了“银丰”。我以前从来没掉过眼泪，那次回到家里，心里特别难受，觉得她真的没了，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那几天，我基本没怎么睡着。一方面觉得她离开了，另一方面觉得她只是睡着了，也担心手术的情况。
这种技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一般来说，死亡分为临床死亡和生物死亡，生物死亡是指，所有细胞都死了，所有功能都消亡了。临床死亡是指，你心跳没了、呼吸没有了，但你的脑细胞还活着，你的血液、神经系统还有生命。所以，做人体冷冻术的“遗体”，她一定是活着的，包括杜虹的头颅，如果已经完全死了，那还冷冻保存它干啥？
妻子的人体冷冻手术做了55个小时。我等了三天，终于接到了电话，带着儿子、妻妹一起过去见妻子最后一面：她躺在低温床上，身上套着保温袋，脸上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我开始以为，人体冰冷后，皮肤会发白，其实并没有，依旧是正常肤色，这让我很震惊。
大约15秒，她被推进去，装入了罐内。
我记得，我跟妻妹说了一句：“挺好的。”我们当时都松了一口气。
（四）
一开始，我隔三差五跑去“银丰”看。其实啥也看不到，就是对着罐子说说话，或者放邓丽君的歌给她听，跟“银丰”的工作人员聊聊天。我最初担心，只有我们一例，这项科技就很难有突破。但几个月后，“银丰”出现了第二例，接着第三例人体冷冻……让我觉得复活并不遥远。
不，我觉得应该是苏醒，因为她一直活着，我们正常的细胞，10天分裂一次；她可能1年分裂一次，或者10年分裂一次，她只是生命进程被延缓了。
这个事情，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包括他们单位的人，还有人问我：“这还发工资吗？还交养老保险吗？……”他不理解这个事，他不知道，“她人还在吗？她是睡着了，活着的，还是死了呢？”其实法律意义上，人已经死亡了，户口都销了，死亡证明都开了，怎么还会有这些？这不就闹笑话了嘛。
冷冻几天过后，我们回她老家办葬礼。山东是一个很讲传统的地方，虽然她在罐内冷冻，但还是举行了仪式，埋了一些衣服，她用过的东西等。当时，我儿子不同意，他觉得妈妈还活着，只是睡着了，所以不愿意立墓碑。
但总要考虑别人，也要走亲戚，他们会有各种说法。年清明节，我们最后还是立了墓碑，以儿子的名义立的双穴墓，上面有妻子的名字，也有我的名字，她的名字是白色，我的名字是红色。其实，我妈妈当时很反对，她觉得我还要生活，是不是要考虑再婚，埋不埋在一起还未知。我对这个看得比较开，以后的事没必要现在操心，交给后人吧。
那几年，我没心思去想（这件事），精神状态很差。每天出门上班，下班就回家，不去别人家串门，几乎不见任何朋友。其实当时也有人不理解，觉得“你有什么权利替她决定？”都是她和我共同的朋友，他们甚至都不听我解释，直接就“啪”一下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