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医药代表模式，比镇痛药滥用危害更大
从北京大学标志性的西校门进去，穿过一座小桥沿路左转，不多久就能看到坐落在鸣鹤园里的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与北大其他建筑相比，这座博物馆知名度并不高。博物馆年5月27日正式开放，所藏多为中国考古学各时期的典型标本。博物馆的出资者是美国友人亚瑟·赛克勒博士，年他和妻子来到北京为博物馆奠基。不幸的是，年赛克勒就去世了，没能看到博物馆的建成。
图丨亚瑟·赛克勒赛克勒的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他有个朋友，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年，赛克勒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杂货商家庭。在他25岁就读纽约大学医学院期间，他通过做兼职，资助了一位“忘年交”的加拿大医生前往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
赛克勒的这位朋友，叫做白求恩。
赛克勒将白求恩视作自己的精神榜样，并一生都对中国充满好感。中国人民也自然不会忘了这位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在他去世后的年9月10日，中国以很高的规格地迎接他的企业来华投资：成立仪式放在了人民大会堂，参与合资的中方是抗战时期就成立的老牌国企北京制药厂，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题词祝贺。
这恐怕是国内外商制药企业中，获得殊荣最高的一家。
这家合资公司的名字，叫做北京萌蒂制药。成立28年之后，它灰溜溜的离开了中国，留下一地鸡毛。
01最早的医药代表
萌蒂制药的诞生，与赛克勒的专业不无关系。
赛克勒据称是第一个使用超声波进行诊断的医生。大学毕业后，他主攻生物精神病学。他的两个弟弟也先后学医，也是精神科医生。
图赛克勒三兄弟
赛克勒三兄弟的研究，现在看来有点神秘色彩：他们想到了一种替代电击疗法的新技术：用大剂量的组织胺治疗双相情感障碍、躁狂症等。这种直接针对人体的尝试在当时并不受限制。
在搞研究的同时，赛克勒还有着出色的艺术细胞。早年他考上的是纽约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但由于家里没钱供他学艺术，赛克勒才改行学医。上世纪40年代，赛克勒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医生，而是一家名叫“威廉道格拉斯麦克亚当斯”的广告公司，专做医药广告。
图丨赛克勒创办的医药行业报纸《MedicalTribune》
可能是犹太人有经商天赋，赛克勒和他的两个弟弟很快就找到了药品销售的最大秘诀：向医生推销。
关于此事，年时哈佛大学一位历史学家曾评论道：赛克勒并不是第一个向医生推销药品的人，但在他的影响下，医药代表成为一股风潮。
赛克勒通过杂志等媒体，向医生直接宣传药品的功效，医生了解和熟悉这些新药后，才能向患者开出处方。赛克勒还帮助医药企业建立销售队伍。年时，辉瑞还只有8名销售人员，但到了年，辉瑞的医药代表已经超过人。这其中就有赛克勒的指导。
医药营销天才赛克勒曾帮助罗氏、辉瑞等公司打造多款“重磅药物”，包括罗氏的安眠药“安定”和“利眠宁”，以及辉瑞的土霉素。
不过在美国，赛克勒毁誉参半。正是由于他开创的“医药代表”销售模式，导致美国药品销售长期存在“欺诈营销”的现象：只要说服医生，哪怕用违规或欺骗的方法，也能让药品大卖。
当然，医药代表模式传入中国之后，衍生出了新的变种，这自然是很多业内人士更加熟悉的话题。
在医药营销方面取得成功之后，赛克勒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有钱实现他的医学梦想。年，赛克勒家族的两个弟弟出面，收购了一家年成立、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老药厂：普渡·弗雷德里克公司。
赛克勒三兄弟把普渡公司总部搬到了美国康涅狄格州。随后，普渡制药开始在全球扩张，年时，赛克勒兄弟收购了英国剑桥的私人药企纳普制药；年又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萌蒂制药。
但是，三兄弟中的大哥亚瑟·赛克勒早已功成名就，志不在医药上。因此直到大哥年去世时，普渡制药和其联营公司纳普、萌蒂依然寂寂无名。
02“毒品帝国”
普渡制药的早期产品包括防腐剂、泻药、“掏耳朵神器”等，大体上都是些非处方药和大健康类的小玩意。
不过赛克勒三兄弟毕竟都是精神科医生出身，普渡还是有一些核心产品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施康定”。
美施康定即硫酸吗啡控释片，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款受管制的药物，主要用于镇痛。年，纳普公司的科学家开发出了全球最早的缓释技术Contin，可以保证药物吃下肚子后持续释放12个小时。
Contin技术很快和吗啡结合起来，普渡制药在年制成了美施康定，年正式上市。
亚瑟·赛克勒在美施康定上市这一年就已经去世。在很多史料中，这位慈善家和营销奇才似乎后半生一直在从事艺术和收藏工作。但美国针对赛克勒家族普渡制药的调查，早在年就开始。当时美国参议员凯福勒成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指出：赛克勒家族拥有一个“医药帝国”，从事包括毒品发现、制造、营销和广告的一条龙工作。
在赛克勒开创的医药代表模式下，制药企业一边向顶级医学专家资助费用，开展有利于药品销售的研究；一边给基层医生提供商业贿赂，另外还通过出版物等充当喉舌，向社会和政界游说他们的营销观点。
这一系列工作似乎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药企营销模式没有什么差别。但医药代表一旦和吗啡结合起来，可怕的结果就产生了。
自从德国默克公司在年实现了吗啡的大规模生产之后，吗啡就一直十分敏感。一方面，医院里和战场上帮助无数患者和伤员减轻了痛苦，另一方面，吗啡容易被滥用，容易成瘾。
在刻意的营销安排下，普渡制药的吗啡产品很快在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启动调查的参议员凯福勒虽然注意到了问题，但没有把调查深入下去，只是在年推动通过了“凯福勒-哈里斯修正案”。
图丨肯尼迪总统签署凯福勒-哈里斯修正案，身后戴眼镜者为凯福勒
在年之前，FDA只要求药品是安全的。很多药企开始钻空子，用“改剂型”的方式申报新药，谋取高价。这一幕相信国内医药行业人士也似曾相识。年以后，有效性成为FDA考察的关键，“改剂型”没用了，而且FDA规定必须说明书上披露药品副作用。
但是，针对普渡制药的调查就这样被放过去了，美国错过了早期限制普渡制药的最佳机会。终于在年之后，问题开始大规模爆发。
03托名“疼痛管理”
年，普渡制药最为臭名昭著的药物“奥施康定”（OxyContin）获批在美国上市。
图丨普渡制药的药物奥施康定沿着亚瑟·赛克勒的医药代表模式，普渡制药开始向医生持续不断推介新款镇痛药物，称该药可以12小时长效止痛，早一片、晚一片，持续缓解疼痛24小时。
和美施康定一样，奥施康定也是吗啡类药物，而且强度大约是吗啡的1.5倍。这样的药物理应受到严格监管，但普渡制药把这款药物描绘成人人可用的普通药物，另外还通过邀请医生参加“疼痛管理研讨会”，向医生付费支持他们演讲等方式，鼓励医生开药。
奥施康定有一个特点：在研磨稀释后，通过鼻子直接吸入，可以达到类似毒品海洛因的效果。产品说明书里也是这么说的：“压碎的奥施康定可以导致药效迅速吸收，达到中毒剂量。”
根据美国司法部年披露的一份机密报告：早在年，也就是奥施康定上市后的第二年，普渡制药就收集了大量市场资料，其中有超过份内部报告中提到了“黑市价”、“粉碎”等字眼。
普渡制药早就知道奥施康定在市面上被当成毒品滥用，年的时候，普渡资助的一项名为“滥用、替代和成瘾性检测”计划显示，奥施康定已经成为滥用最多的镇痛药物。
但普渡制药依然继续加大推广，并聘请了知名的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研究如何通过给回扣等方式，在美国连锁药店CVS等机构中增加销量。麦肯锡给普渡制药的营销建议是：
盯住有处方权的医生，同时强调药品缓解疼痛的功能。
图丨麦肯锡帮助普渡制药助长药物滥用年时，《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篇文章显示：76%的海洛因吸食者最初就是从滥用奥施康定开始的。
普渡制药迅速成为美国社会公敌，年时候，普渡制药的三名高管终于在法庭上承认，公司隐瞒了奥施康定容易上瘾的事实，并支付了6.35亿美元的罚款。
图丨美国街头抗议赛克勒家族的活动掏了罚款之后普渡制药并没有收敛其推广镇痛药的行动，只不过在美国不敢再明目张胆的搞了，普渡制药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
04疼痛是一门面向全球的生意
普渡制药有两家联营公司，同为赛克勒家族控制。在美国之外的市场，萌蒂制药就成为了普渡制药生产、推广镇痛药物的主要渠道。
年，中国引进萌蒂制药，除了欢迎“老朋友”的投资之外，也有深层次的考量。肿瘤患者疼痛问题一直存在，在萌蒂之前，中国常用的“杜冷丁”等吗啡类镇痛药物无法实现缓释功能，患者需要短期、大量使用，才能缓解痛苦。萌蒂无疑能带来了全球最新的技术。
当时我国对于外资的管理制度还比较严格，外资药企必须和国内企业成立合资公司才能落地，这对于技术引进有很大的帮助。
年开始，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的承诺陆续落地，医药领域逐渐对外资全面放开。年7月，萌蒂公司出资万美元，收回了北京制药厂手中持有的北京萌蒂制药50%的股权。从此，北京萌蒂制药成为萌蒂公司在华全资子公司。
在中国，萌蒂采取的策略是“降维打击”。
早在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向全世界推荐了“癌症三阶梯止痛法”。年，世卫组织和中国卫生部药政局联合主办了第一届“三阶梯止痛培训班”和学习研讨会，并且将相关知识列入了中级医师专业考试题目中。
原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以及首任国家药监局局长、被处以极刑的郑筱萸都十分重视癌症止痛工作，萌蒂作为长期支持我国卫生事业的跨国公司，自然在其中获得大量的市场。
推动“疼痛管理”是萌蒂公司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作。年3月，卫生部下发了《癌症疼痛诊疗规范》，要求在全国开展“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创建活动，在3年时间内建立个“示范病房”，带动我国癌症疼痛规范化诊疗水平提高。
图丨描写赛克勒家族生意的畅销书《疼痛帝国》
萌蒂制药在这一过程中大肆扩张，希望在“示范病房”建设中占据一定市场。有外媒报道，萌蒂公司一直强调，世卫组织的规范中，奥施康定是首选药物，而普通吗啡等药物的优先级要更低。
米内网数据显示，到的五年间，奥施医院羟考酮市场的主要份额，其中缓释片剂占到73.98%。可以说，自从的“症疼痛诊疗规范”之后，萌蒂的业绩就一直在快速上升。
制定标准，一向是外资药企的核心策略之一。这一点上萌蒂可谓学到了精髓。外媒报道称，和普渡制药一样，萌蒂在中国也通过付费的演讲、宴席、活动、付费旅行等等，拉拢医生。但据称，萌蒂“不需要贿赂”。
05医药代表模式和镇痛药，都有滥用风险
年8月，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疼痛诊疗专业委员会年会上，医院疼痛科科主任王昆介绍：“在中国，癌痛治疗不足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约有70%患者的疼痛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如果能尽早接受规范化治疗，70%以上的癌症疼痛都可以达到有效缓解，大大改善生活质量。”
王昆的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疼痛科医生的态度。中国肿瘤治疗疼痛管理还要进一步加强，这似乎成为行业共识。
疼痛管理，到底是一种人文关怀，还是一种商业运作？这是一个融合了医学和伦理的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萌蒂已经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年9月15日，普渡制药向美国政府申请破产保护。公司总共面临多起诉讼，指控其奥施康定等药物导致患者成瘾和死亡。赛克勒家族已经决定放弃对普渡公司的控制权，并支付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
图丨德国萌蒂制药总部门口的抗议人群和国外不同，中国的药物滥用问题控制得较好，麻醉药品管理十分严格，早年间甚至需要凭借户口本才能开药，以证明患者还活着。
但是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医生获得了镇痛类药物的处方资格，疼痛管理早已超出了麻醉师的范畴，外科医生、癌症科医生、疼痛科医生都有可能开具处方，这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精麻药物的管理难度。
裁判文书网上，至少记载着4起年以来的制贩毒案件与萌蒂制药有关。这些案件中，吸贩毒者往往能非常容易地“大量购进”萌蒂制药生产的美施康定等吗啡类药物。
另外一方面，医生在萌蒂公司长期的学术教育之下，也认为奥施康定等药物“没有成瘾性风险”，不会造成药物依赖。奥施康定的说明书中也显示：“对疼痛患者的正确冶疗中，对阿片类镇痛药产生心理依赖的报道是罕见的。”
据米内网数据，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麻醉剂及止痛药合计销售额约亿元。麻醉用药市场一直相对独立，参与者不多，集中度很高。
年5月5日，萌蒂宣布退出中国、出售中国区业务后，还未出现明确的竞购方。路透社报道萌蒂正在邀请私募、国内药企、跨国药企等一起竞标，总的交易价格可能会超过10亿美元。
赛克勒家族有着正义的高光瞬间，同样也有为人不齿的一面。英国《卫报》在年11月19日一篇报道中就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犯罪家族。”=
在国内，年浙江省就掀起了针对麻醉药物的反商业贿赂风暴，多家内外资企业被查，一大批麻醉科医生、院长被抓，这也与麻醉药物的滥用不无关系。由于商业贿赂的存在，麻醉药物被大量开出处方，无形中增加了患者成瘾的风险。
赛克勒家族创造的“医药代表模式”，在中国依然有着生存的土壤。如果追究起来，这恐怕是比奥施康定、美施康定滥用更应该让中国医药界警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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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贾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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